局限與改良

2015年09月24日14:08 來源：上海作家網(wǎng) 作者：金宇澄 點擊: 次

我的母語是吳方言最重要的一種語言：滬語。

在《海上花列傳》時期，小說人物如何講話，作者都可照錄——即胡適先生所言“我手寫我口”，當時作者和讀者對方言的掌握和理解，有十二分的自由，辨識度和聽力也比當代人靈敏得多。

因為歷史的種種震蕩，吳方言的表達逐漸式微，至40年代張愛玲時期，即要用官話譯《海上花》，到了1950年代全面推行“北京方言為基礎”普通話——因出自同一語系，北方作者仍可以順暢表達母語，上海話只能在小說里偶爾閃現(xiàn)，成為點綴。

然而方言是文學最有特征、最重要的源泉，是一種自然生成，永遠那么動人，在國民習慣千篇一律普通話表達的今日，《繁花》尤其整體采用江南方言思維，通融一種微弱的文字表述，會是怎樣？

先賢有言：“不得其詳，故從其略，吳人詳吳而紀吳，越人詳越而紀越，惡在其為略而不能詳。”母語作為一種詳細表達的指標，體現(xiàn)地域魅力，在句型、韻腳和滋味上，都與標準普通話有別，尤其是兩字的短句——不響。買賬。亂講。瞎講。做啥。有啥。為啥。吃酸。吃進。吃癟。笑笑。窮笑。窮哭。窮叫。窮喊。尋死，死腔。死開……通文，直接，彈性十足，人人能懂……因為明白，所以生動。

不容忽視的是，滬語有書寫的局限，純滬語敘事，歷史上沒有順達的文本，可以讓一般讀者都可以接受——就如“滬語粉絲”喜歡把“味道”寫成“米道”的流行做法，即使真正的上海人來讀，每一句基本靠猜，對非滬語讀者來說如讀天書，舉例上海話：“你”是“儂”，“他”——“伊”，“我們”——“阿拉”，“他們”——“伊拉”——你的小說里如果每一頁滿眼是“儂”“、伊”、“阿拉”、“伊拉”……這種原生態(tài)的方言魅力，外人就會拒絕，因此《繁花》沒有這些人稱，都轉換了，“豆瓣”上只有一個讀者發(fā)覺，怎么作者都直呼對方名字？上海人喜歡直呼其名。

與北方語釋義相背的詞，比如“窩心”，臺灣“國語”是通的，意思是“開心”，“舒服”，“竊喜”，北方話的意思卻是“郁悶”，詞義相反，就不應該用，需要轉換。

上海話“?！边@個字是“挺”， “剩下來” 就是“挺下來”，非上海讀者不會明白，就需要轉換——改用“?！?，上海話也可以這樣說呀?！翱煲谎邸币獾乃际?，“快一點”，外人也不明白，需要改用后者，上海話也可以這樣講。

“邪氣”，滬語意思是“非常”。邪氣好，即“非常好”。30年代海派文人常用詞，但非滬語讀者、包括我這個真正老上海，仍然覺得刺目——邪即邪惡、歪風邪氣，以“邪氣漂亮”形容女人，單從字眼看，只適合描繪“太妹”，因此我改為“霞氣”，滬音相同，女人形容為“霞氣漂亮”，字面有色彩——方言字，需要靈活取舍，需要改換，處處“火燭小心”，不能炫耀，需要通文。

再比如上海話“急吼吼”，字面給人感覺，是急了便吼，大叫大喊之態(tài)，準確的意思，卻接近北方話“死乞白咧”，比如——三姐夫發(fā)問道：為啥急吼吼？其實三姐夫是輕聲輕氣，很安寧，蚊子叫一樣輕微吐出這三字的，但字面仍然夸張，青筋暴突之感，因此慎用。設問，“急吼吼”要等到什么場面才可以用呢？我答，恐怕只能等到三姐夫真正光火階段了，否則就是用字不當，不準確，理解上不符合。

施康強先生曾經(jīng)設問《繁花》的一千多個“不響”，按上海字標準，應是“勿響”。我答先生：是截自于標準的漢字成語“一聲不響”、“悶聲不響”而來，接近“不言”，“無言”，“無語”，外人才可以明白。

說這些例子是表明，《繁花》是小說，不是推廣上海話的讀本，不是變相《上海話辭典》——在這類方言字典里，收有大量早已經(jīng)死亡的語詞——我們知道，上海話同所有的方言一樣，一直在變，上一輩很多的用詞，這一代已經(jīng)不用了——這就是母語含有的時間表征——它生機勃勃，永遠隨時更新，如你離開母語地區(qū)十年，你講的口音就帶有過去時的痕跡，保存了一個時間的語境，這是文字魅力所在。

《繁花》使用改良的用意是，作為文學，需要打通地域屏障，讓所有的華文讀者能感受到語態(tài)與環(huán)境，即使如此，習慣常規(guī)小說的讀者，初識《繁花》，都會產生閱讀的不適感，包括其他一系列接近傳統(tǒng)的文字舉措，都是我有意的顯示，顯示一部小說的個性特征，需要把握“度”，不設置方言的障礙，盡量保留母語滋味，拒絕擬音字，冷僻字，因此《繁花》的語氣拿捏取舍，時時剔除生冷詞匯，使之達意易懂的效果，得到了更多南北讀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