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4月20日10:43 來源：文學報 作者：劉恩平 點擊: 次
多年來，上海文學界、學術(shù)界一直希望能建設(shè)一座上海文學館，其功能要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和文化活動于一體。最近，上海文學博物館總體規(guī)劃專家論證會在滬舉行。專家們再度呼吁：建上海文學博物館，刻不容緩。我自然樂見其成。
文學館如何建設(shè)、選址何處，固然重要。但我以為，文學館除了擔負一般博物館的器物收藏和高校、科研院所的教育研究功能之外，哪些作家作品當有“資格”棲息于這個“圣殿”，恐怕得以理想兼理性的精神放開眼界，公允思量。因為，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才是物化建筑的靈魂所在、文脈所在。我們要以海派文學、文化的整體態(tài)勢和個性特征去宏觀審視，進而重構(gòu)上海文學的“星空”版圖，它意味著對上海文學史與文學氣質(zhì)的重塑，這是海派文化的應有格局，也決定著未來上海文學博物館的“閱讀空間”。此即真正活化的歷史閱讀與在場分享。
一座城市的品格與其文化的品格是相生相依的。今天，上海文學博物館若遴選作家“星座”，我們當如何厘定文學史上的作家地位呢？或者說，當持怎樣的尺度去評判其人其作呢？我以為，既非撿到籃里就是菜，也不能因人廢文，更不能因噎廢食。就上海文學的“譜系”而言，不單是地緣影響了文化，而是文化拓展了視域；不能僅僅是“魯、郭、茅、巴、老、曹”，要辨清革命的文學不等同于文學的革命，還應撥云見日，沙里淘金；不必神化，亦非妖化，更非和稀泥，而是回歸作家作為“人”的基本立場和復雜姿態(tài)，去蔽還真，端正源流，復觀本貌。不揣淺陋，如何營構(gòu)上海文學館的閱讀空間，也許以下譜系可供參照。
第一，精神秉燭的“雙子星”
即魯迅和巴金。
魯迅長于理性，巴金偏好抒情，兩人長期在上海定居，從事寫作和文學活動。今日上海，魯迅和巴金的故居分別在虹口區(qū)與徐匯區(qū)北南相望。魯迅除了 《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 等集子在北京初版之外，大部分作品在上海發(fā)表、出版。而巴金幾乎所有重要作品的面世都在上海，包括《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人間三部曲》等在內(nèi)。
如果定要選出一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最杰出的作家，非魯迅莫屬。魯迅一以貫之的人性披瀝、靈魂剖析和哀怒關(guān)懷，直指歷史、當下和未來，歷久彌新而蜚聲世界，尤其在日本、韓國思想文化界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lǐng)土的作家”。而告別了早年作品對自由呼告的熾熱悲情，晚年的巴金絢爛歸于平淡，激越化作理性，其在“文革”后撰寫的《隨想錄》和《再思錄》文集，充滿著作者誠摯的懺悔自省，巴金因此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梢哉f，以魯迅為標志的批判精神和以巴金為標志的救贖精神，照射出20世紀前后時期中國文學界和思想界的兩束極光，至今猶是我們不可或缺且需要不斷喚起的不朽偉力。
第二，新舊交替的“愛恨者”
以張恨水、張愛玲為代表?？汕傻氖?，兩人名字中各有“愛”、“恨”。
這種“新舊交替”，既指作家的體驗構(gòu)成，也謂作品的敘事模式。張恨水的代表作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張愛玲的代表作有《傾城之戀》《金鎖記》等。二張均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紅極一時，后被歷史湮沒。但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他們的作品又春光再現(xiàn)，熱溫不減，各種影視劇改編不可勝數(shù)。何以如是？張恨水一生創(chuàng)作了120多部中、長篇小說，洋洋三千萬言，其作品發(fā)行量之大，以至洛陽紙貴、日夜爭購乃成市面常態(tài)，非但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無出其右，今天任何一個暢銷書作家也無法比肩。
然而，作為“現(xiàn)代通俗小說之王”，張恨水以中國傳統(tǒng)章回體小說與西洋小說新技法融為一體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在國內(nèi)高臺教化的官方學界長期遭受冷遇乃至毀謗。文學批評家王德威如是評價張恨水：“他的重要性不亞于魯迅、沈從文；他所代表的‘鴛鴦蝴蝶派’創(chuàng)作觸動了整個時代對于庶民生活、消費、想象的龐大文學領(lǐng)域?！币徽Z中的。這一派作家群體的流變，可以上起自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中延伸到包天笑（《上海春秋》）、周瘦鵑（《落花怨》）、秦瘦鷗（《秋海棠》）等，至周天籟（《亭子間嫂嫂》）、徐訏（《風蕭蕭》）、無名氏（《塔里的女人》）、蘇青（《結(jié)婚十年》）、張愛玲而日臻成熟。張愛玲的小說，在充斥戀物教般的斤斤描述后，竟渾成一地蒼涼，這的確是她的不二之魅。她是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末代傳人，也是中國都市小說和現(xiàn)代小說集大成的第一人，盡管我對其作品的“潮膩”格調(diào)談不上推崇至偉。
以上這些作品，在當時華洋共居、五方雜處的第一波上海城市化和國際化過程中，在農(nóng)耕文明向都市文明衍變的陣痛中，雖大多沿襲的是傳統(tǒng)“傳奇”、“小說”、“三言二拍”以至《紅樓夢》的“才子佳人”、“家族史詩”的敘說模式，卻顯示的是市民心理對時代變遷的懼怕、驚喜、懷舊和愛恨。其后，香港金庸的武俠小說、臺灣瓊瑤的言情小說，皆是這一民間語境中的風流翹楚。以性靈散文著稱的林語堂，其1930年代在國外以英文寫就的《京華煙云》《風聲鶴唳》等長篇小說，也是這一寫作姿態(tài)在跨文化時空流離中的情難自禁。至于1960年代后崛起的白先勇（《臺北人》），更是這一“余緒”的光大。當代上海的王安憶（《長恨歌》）、金宇澄（《繁花》）等，無疑是這一譜系的萌新與接續(xù)。也可看出莫言（《紅高粱家族》）、阿來（《塵埃落定》）等作家作品與此不可忽視的血緣和基因。我們應該正視到，無論你喜歡或認同與否，市民文學依然是上海文學不屈不撓、以柔克剛的蓬勃根脈。
第三，流光碎影的“感覺派”
以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為代表。
“感覺派”既與“雙子星”的吶喊呼求迥別，更與“愛恨者”的徘徊折衷相異，“感覺派”是百分百的“現(xiàn)代派”和“都市派”，他們完全是告別傳統(tǒng)、另起爐灶。他們沉湎光怪陸離的“摩登”，又制造身不由己的“鏡像”。像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穆時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施蟄存的《將軍底頭》等作品，簡直如同現(xiàn)代意識流加電影蒙太奇的“雞尾酒”。這一譜系還可納入早期的張資平（《苔莉》）、葉靈鳳（《紫丁香》）等作家。
這一群體的作品在自負與自卑、庸常與前衛(wèi)、狂歡與絕望、暴力與溫柔的宣泄中，激烈擺蕩著雅與俗、靈與肉、善與惡、美與丑的悖論，卻又無法自拔，表現(xiàn)了“都市男女”主體角色的紛繁與迷失。比照今昔，可以說，當代先鋒作家馬原、格非、余華、蘇童，乃至王安憶、莫言、閻連科等人都是這一譜系變異折射下的“再傳弟子”。綜上言之，通俗化的市民文學與精英化的先鋒文學構(gòu)成了海派文學的兩大源流，一方面相互杯葛，一方面又枝蔓交錯，但都具有非英雄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雙重特質(zhì)。
第四，都市場景的“浮世繪”
以茅盾、周而復為代表。
茅盾的《子夜》、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幾乎以全景視角分別描繪了1930年代、1950年代兩個不同時期上海工商業(yè)資本家的命運，其中的“革命+愛情”模式是對既往“家族+愛情”模式的變體，實是“愛恨者”譜系的改造。
第五，無家可歸的“幻想家”
以郁達夫、錢鍾書為代表。
無論是郁達夫式“熱妄想”的自憐（《沉淪》），還是錢鍾書式“冷幽默”的自嘲（《圍城》），都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外文化沖突和家國身份裂變中的認同危機。這是“感覺派”譜系的延伸。
第六，破繭化蝶的“戲劇場”
自18世紀乾隆年間以降，中國戲劇文學的地位日漸失落，清末民初以來進入了掙脫前行的百年歷程。20世紀上半葉，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等劇在上海的職業(yè)首演，標志著西洋舶來的話劇文學在現(xiàn)代中國本土化的成熟；徐志摩、陸小曼的《卞昆岡》象征著西方現(xiàn)代主義、唯美主義風潮在國內(nèi)開出的另類“奇葩”；田漢的《名優(yōu)之死》、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師陀的《大馬戲團》及其與柯靈合著的《夜店》等作品，則是以現(xiàn)實主義話劇樣式描摹中國底層群像而頗具民族風格的豐富收獲；南薇根據(jù)魯迅小說《祝?！犯木幍摹断榱稚穼Α靶略絼 钡母母?，激起了全國戲曲界文學意識的初步復蘇。
下半葉，尤其是1980年代“新時期”以來，上海匯入了第二波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沙葉新的《假如我是真的》、馬中駿等的《屋外有熱流》、趙耀民的《天才與瘋子》等先鋒劇，掀起了波及全國的“探索話劇”熱潮；其后，姚遠的話劇《商鞅》、陳亞先的京劇 《曹操與楊修》、羅懷臻的淮劇《金龍與蜉蝣》等標桿性作品，都以啟蒙理性的重建和人文精神的重光，力圖使歷史人物寓說永恒困境，讓鄉(xiāng)土戲劇煥變都市品格，蹚涉著中國戲劇文學艱難匍匐的現(xiàn)代之旅。
第七，文學傳播的“集散地”
這主要包括文學社團的興盛和報業(yè)出版的繁榮。
上海歷來是文學社團的薈萃地和新聞出版的大碼頭，許多作家自己也身兼報人和出版家，極大促進了文學的創(chuàng)作、爭鳴與傳播。像1920年代誕生的文學研究會和創(chuàng)造社，是中國最著名的兩個現(xiàn)代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成立于北京，總部卻在上海，主要成員有鄭振鐸、茅盾、葉圣陶等，其宗旨主要是倡導“為人生”的藝術(shù)，基本傾向?qū)憣嵵髁x，辦有《小說月報》《文學旬刊》《文學周報》等刊物，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二百多種。創(chuàng)造社成立于東京，也壯大于上海，主要成員有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其宗旨主要是標舉“為理想”的藝術(shù)，大抵心儀浪漫主義，辦有《創(chuàng)造季刊》《創(chuàng)造周報》《創(chuàng)造月刊》等刊物，出版了“創(chuàng)造社叢書”六十多種。此外，還有魯迅、周作人、孫伏園等的“語絲社”，胡適、徐志摩、聞一多等的“新月社”，田漢領(lǐng)導的“南國社”，以及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等。其時上海重要的出版、報刊機構(gòu)則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北新書局、開明書店、良友圖書公司、晨光出版公司，以及《申報》《東方雜志》《禮拜六》《紅玫瑰》《良友》《現(xiàn)代》《萬象》等，它們都與上海乃至全國文學界的作家關(guān)系極為密切。
2015年是中國新文化運動誕生100周年，其始自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刊《新青年》（初名《青年雜志》），后移師北京，引發(fā)“五四”運動，輻射全國，影響巨大。由是，中國進入了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性的百年跌宕?；厥讱v史，今天我們站在一個新起點上探討上海文學博物館的建設(shè)，對上海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新遠航，富有積極而耐人尋味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