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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一個愛做筆記的人。有許多事情發(fā)生，當年仗著年輕記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腦子里。但最近發(fā)現(xiàn)不是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時候第一次謁見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為在1980年的秋天，因為那一年我與李輝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發(fā)于《文學(xué)評論》的第三期（大約是五月份），還得到過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記憶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與李輝上門拜訪的。那時候也沒有拍照留念，記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藍布中山裝，似乎是天氣轉(zhuǎn)涼的時候。我一直這么記憶，還寫進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問及李輝，他查了當年日記，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時候我們已經(jīng)畢業(yè)，馬上要各分東西了，李輝被分在北京工作，才想在臨行前見一次巴金。由李小棠兄的安排，（我們都是同班同學(xué)），我倆才第一次走進武康路113號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們與巴金先生說了些什么？我沒有記錄，李輝是有的，他如果回憶起這難忘的一幕，一定會有重要的細節(jié)披露。但我卻沒有太具體的印象，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體不好，似乎是感冒了，還有些發(fā)燒，我們談話中，有人進來為巴金先生注射針藥，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廳外面的過道里去了一會，又進來與我們繼續(xù)說話。那時候巴金先生已經(jīng)是七十八歲的老人了。我們的看望當然是早幾天就約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感冒發(fā)燒。但巴金先生沒有因此拒絕兩個陌生的年輕人的上門打擾，小棠兄也沒有告訴我們。所以當他走出客廳打針的時候，我倆惶恐的心理可想而知。

       記得我們說起了無政府主義。那時候離“文革”還不遠，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無政府主義。我們那時正在研讀巴金的著作，在賈植芳教授的指導(dǎo)下，不僅讀到了巴金早期的許多相關(guān)文獻，而且還直接閱讀了克魯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才弄明白了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潮，它以激進的姿態(tài)反對資產(chǎn)階級國家機器。它的基本立場是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這樣理解無政府主義，比較貼近當時的真實情況，也可以與巴金一生追求進步的寫作活動聯(lián)系起來了。

       巴金先生對無政府主義的這個態(tài)度，似乎一直沒有變，他始終以沉默對待自己曾經(jīng)的信仰。有一年，我參與了巴金先生的全集的編輯工作。我向他建議，把他早年編譯的一本理論著作《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也收入全集，他猶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送到出版社后，還是被責任編輯撤了下來。記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訴我這件事，眼睛里含著挪揄的微笑，輕輕地說：“還是他（指責任編輯）比我們有經(jīng)驗，我們太書生氣了?！蹦菚r候我的感覺是，巴金先生寫《隨想錄》也好，編全集也好，他對于自己的責任的理解，能夠做什么和不能夠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觀火。他對現(xiàn)實一點僥幸心理都沒有，不會因為一些表面的榮譽和聲望就忘乎身處的環(huán)境。

       巴金先生的身體越來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療養(yǎng)，冬天則回到上海，直接住進華東醫(yī)院，基本上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都是到華東醫(yī)院，那段時間（大約是90年代初期），他的身體比較穩(wěn)定，親自讀《巴金全集》和《譯文全集》的校樣，堅持寫每卷的跋，還斷斷續(xù)續(xù)地寫一些懷念老朋友的短文章。我策劃“火鳳凰文庫”，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隨想錄》以后陸續(xù)寫成的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巴金先生欣然為它取名《再思錄》。等編完以后，我又覺得薄薄的一本，印出來有些草率。就與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書的代序。沒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來電話說，爸爸已經(jīng)寫好了《再思錄》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這樣幾句話：“躺在病床上，無法拿筆，講話無聲，似乎前途渺茫。聽著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樂，想起他的話，他說過：‘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歡樂，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會相信在苦難的生活中仍然存在著歡樂?！v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讀者。這個時候，我要對他們說的，也就是這幾句話。我再說一次，這并不是最后的話。我相信，我還有機會拿起筆。1995年1月12日”

小林在電話里給我念了這篇文字后，還擔心里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話是否有誤，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文中的“如果”記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當時巴金先生患了壓縮性骨折，痛苦萬分，曾提出要“安樂死”?？墒窃谶@篇出口成章的短文里他竟談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間尋找歡樂的話。可以想象，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樣寬廣。